为了唤起你的记忆，下面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原来的那段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者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结局。”

    萧接着写道，为什么文学评论家就可以禁止这样写：“违者处以由两个医生和一个执法官检查过后，立即送往疯人院。”而音乐评论家这样写的越多，他受到的尊敬却越大？和萧在一起是很吸引人的，他直到一八九0年左右，英国音乐界担心的是那种汉斯·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服》中那个孩子的看法时，他那辛辣的评论很可能达到了他所自豪的振聋发聩的高度。

    我之所以把萧作为文章的开头，目的是要突出我刚刚写到的谈论有关音乐的一些问题。难以理解的是，就连萧也曾经不适当的以现实音乐评论的方式和文学评论的方式相比较，而没有探索一下在音乐中为什么如此普遍的使用分析方法的原因。或许他认为这原因太简单了，值不得加以说明。是不是他正是要模糊文学与音乐之间的这一不同？它们一个是以语言作为传达的方式，这种方式除了用语言之外是无法进行讨论的，而另一个不是用语言作为传达的方式，因而语言就只能是居于第二位的东西了。

    那么，要想对音乐作有意义的讨论，真正需要的是音乐语言----实际上职业音乐家们想到音乐时用的是音乐的概念而不是语言的概念。他们甚至在互相交流时也很少使用语言。你在一个著名的指挥给交响乐队排练时可以看出是一种心灵感应的快速示意动作在起作用。让我在别的艺术中给你们提供一个同样不用语言作为传达工具的实例，那就是绘画。在著名而古怪的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理的自传中，就有一段他第一次和帕博罗·毕加索会晤的即为动人的描写。达理当时是一个年轻而有抱负的画家，而毕加索却已经是很有成就、远近驰名的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