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乐音的带腔性，音调组织的五声性，均分律动的非功能性和大量运用非均分律动，织体思维的横向性。

     中国音乐体系在乐音构造方面最重要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带腔的音，这种带腔的音，在每一首采用这一体系的民族音乐作品中都可以听到，如乐器曲中的吟揉绰注，戏曲中的叠腔、擞音等，西方有人用“没有拴住的音”这样一个术语来称呼他。所谓带腔的音，是指“音的过程有意运用的，与特殊的音乐表现意图联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种变化”，又可称为“音腔”。“音腔”或“带腔的音”是一种包含有某些音高、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过程的特定样式。每一个接触过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都能体会到它的存在。

     民间艺人在演奏《寒夜孤影》时，第五、六两小节第二、三、四拍只弹一次，然后用吟、揉等手法改变弦的张力而发出六个音，在谱面上记出的这六个音，从中国音乐体系的基本音感观念来看，只“不过是一个音自身的变化，并非是不同音的组合”（沈洽《音腔论》），因为它是一个“带腔的音”。

     沈洽在《音腔论》中明确地指出音腔的存在并系统的论述了有关音腔的种种问题。“音腔”有很强的表现力，对使用中国音乐体系的诸民族来说，它已经升华为一种音乐审美观念。

     音腔的生成原因可能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声调有关，但由于不操汉藏语系语言的民族（如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也大量使用音腔，这一推测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